陈以勤给出了他的答案，陈以勤认为，效仿宋之国史，编撰开国四朝国史，即太祖、成祖、仁宗、宣宗四位皇帝，将建文君附于太祖国史之后，但是不革去建文年号。
然后是五朝国史，即英宗、景泰、宪宗、孝宗、武宗五位皇帝，景泰帝单独成书，也并不革去景泰年号，然后就是两朝国史，即睿宗和世宗，睿宗由于实际上没有当过皇帝，睿宗的国史实际上就是承天大志。
应该来说，这次陈以勤的想法比之之前要软化的多了，将建文朝国史附于太祖国史之后，相当于是实际否认了建文的法统，同时一天没有当过皇帝的睿宗也与嘉靖一道编修两朝国史，实际上是通过编修国史的形式对于睿宗的法统予以了承认，继续肯定大礼议。
可以说这次陈以勤的态度已经是非常之低了，但是朱载坖显然仍然没有完全满足，朱载坖主要是针对建文君的事情，朱载坖认为在编撰有关建文君史料时，应当以成祖时的材料为准，成祖废建文帝为庶人，并革除建文年号，彻底否定了建文帝的正统地位。
这点让很多大臣难以接受，他们认为革除建文年号实在是过于激烈了，陈以勤说道：“陛下，建文、景泰又非胜国之君之比，元主可 谥，何忍没其号于建文？《元史》且修，何可阙其录于景泰？且景泰之位号既可复，则建文年号亦可复， 建文之死事诸臣，且蒙我皇上之恤录，而况其君乎，况其为太祖之嫡孙乎？”
群臣的意见的明确，就是希望恢复建文年号，朱载坖却不能答应，朱载坖当即指出：“在昔仁宗，悯建文诸臣境遇之惨，仁心恻隐，故而恤录，然其离间天家，其罪不可恕也！成祖之言，朕不敢废也！”
朱载坖的看法很简单，就是不能违背成祖的诏命，因为当年朱老四有明确的诏令：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，这点朱载坖认为作为后代皇帝，没有充分的理由，是不能予以更改的，至于景泰帝年号和国史的恢复，那是因为在宪宗朝就已经有过明确的诏书了，而且景泰绝嗣，无法对宪宗的法统构成任何威胁，朱载坖认为，依照宪宗皇帝的圣谕，是可以恢复景泰的一系列的待遇的。
当然，朱载坖也有自己的考虑，从皇帝的角度来说，景泰对大明，对朱家是有功的，要不是景泰力挽狂澜的话，恐怕又是靖康之变了，所以从后世皇帝的角度来说，是要感谢景泰的，虽然囿于英宗子孙的身份，朱载坖不能大张旗鼓的恢复景泰的各项待遇，但是并不妨碍朱载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恢复景泰的各项待遇。
至于朱允炆，朱载坖则完全没有好感，这孙子既无识人之明，也无治国之才，急躁冒进，偏听偏信，由良将而不能用，由忠言而不能听，纯粹是咎由自取，至于齐泰、黄子澄等人，虽然成祖处置他们过于酷烈，但是真要认为他是什么忠良，那就是大错特错了，这种垃圾，朱载坖对他们没有任何兴趣。
不过李春芳和陈以勤联名上疏，而且国史不修，确实会导致各种谣言盛行，朱载坖认为国史确实要修，免得各种谣传纷飞，朱载坖于是说道：“洪惟我皇祖开天垂统贻谋超越千古，列圣相承重熙累洽太平之治赫垂二百余年，其茂烈鸿功典章法度，与夫名贤高节渺论竑议，有不可胜书，虽宝录鸿编藏于金匮石室者炳如日星，然或体袭编年，或事存掌故，一伐纶实迹，尚多缺而未备，何以启佑后人而昭垂千万世哉？是卿等之论，朕以为甚好，然国史大事，宜礼部、翰林院诸臣商议之后，朕再做决断。”